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似乎容不得有个性的人，或者说有个性的人都没有一个好的下场！这更不要说有个性的教师了！

　　30年代有几位博学大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北大的超级光棍金岳霖教授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养了一只斗鸡，吃饭的时候这只斗鸡可以和他共餐。平时还收集一些异物和学生比，输了便将之送给学生，然后他再去买，再去比，其乐融融。而就是这样一位名师却从来不记学生的名字，每次课堂提问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今天穿红毛衣的同学回答问题”，弄得这些同学紧张而兴奋，但不久校园里红毛衣便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可见他的魅力！更让人回味的是当毛泽东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的时候，他便以80岁的高龄雇一辆平板三轮车每天到王府井兜一圈！

　　闻一多先生上课前必先燃上一支烟，然后蔼然一笑，绅士般地问道：“哪位吸？”他的课堂是允许学生抽烟的。他上“楚辞”，第一节课打开高一尺又半的毛边纸笔记本，抽上一口烟，用顿挫鲜明的语调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

　　我不知道这样的学者拿到现在的社会现在的课堂他们的处境会怎样？

　　大学里姑且不说，看看我们中学的现状吧！

　　笔者曾经所在的一所学校在招生的广告中这样介绍一位语文教师：他是我们学校的优秀教师，长期任教高三，他的一生就是为高三而生！

　　我不知这样的教师有什么特色，难道只是因为会教学生应付高考而如鱼得水？我更不知道这是他个人的悲哀还是这个学校的悲哀？抑或是我们整个教育的悲哀！难怪浙江大学的校长要尝试从高二直接录取新生！

　　被称为语文教育的“另类教师”王泽钊先生18年勤勤恳恳，敢于和“说谎”的传统教材较真，敢于撞击坚硬而腐朽的“南墙”！在他的课堂上，学生不用起立，不用举手，可以畅所欲言，整个学校属他的课堂笑声最多，他的课最受欢迎（学生甚至编出了这样的顺口溜：“王老师好，王老师好，王老师的班里学生地位高；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学生立功劳”），而他的学生语文成绩也非常优秀；只有他敢于在高考的前夕用两节课的时间讲与高考无关的弗洛伊德，只有他敢于把崔健的《一块红布》搬进课堂……可就是这样一位优秀教师却被他所在的学校不容，差点被“学校保护”降格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