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树勤

　　法国短篇小说大师莫泊桑享有高度的世界声誉，他的经典篇什《我的叔叔于勒》一直是初中课文的传统篇目，它以别具匠心的构思、波澜起伏的行文、曲折跌宕的情节、深刻犀利的批判精神吸引了人们。多有论者对其主题、技巧作了卓有成效地探讨。

　　首先，要以更深邃的眼光全面完整地去认知菲利浦夫妇，还他们普通人的本来面目。多年来菲利浦夫妇几乎一直是以令人生厌的市侩形象刻在人们印象中，他们随着于勒的发达和破落变化着自己丑恶的嘴脸：一会儿盼，一会儿赞，一会儿骂，一会儿躲。在课文中无疑可说是反面角色，是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赤裸裸金钱关系的实证。问题是我们过分轻易直接作出这样结论，极大地损耗了作品的丰富性、复杂性，自行放弃了对作品主旨的深刻挖掘，而在人们心目中形成“概念化、片面化”的人物形象。语文教学中，尤其初中语文教学中这种舍弃文学鉴赏的复杂性，无视学生美学接受和感悟过程，“粗暴”地直接给人物贴上标签的做法还是较为普遍。按时间顺序菲利浦夫妇出现时是以受害者的形象展示在我们面前，如此拮据的生活、如此菲薄的收入却被弟弟“于勒”侵占、挥霍了大部分遗产，骂他几声“坏蛋”、“流氓”、“无赖”，从情理上并不为过。客客气气地把他送去南美似乎也未出格。

　　小说文本中最受人们鄙薄的是菲利浦夫妇对金钱的渴望、对上流社会的钦羡，在读者接受时产生很强的负效应。在作品中主要是这样两个细节：一是全家衣冠楚楚到海边散步，一是在去哲尔赛的船上模仿贵族作派吃牡蛎。一般分析者都过分关注和强化其中揭示人物的虚伪、虚荣的一面，并把之归结为是使菲利浦夫妇人生“痛苦”的原因、悲剧产生的动力。而忽视了这是无论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都是既合情又合理的。人想过更好的生活，有超过自己现有生活层面的梦，不仅可以理解，而且是值得赞许的。

　　另外“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永远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我们不能苛求菲利浦夫妇有超出所处时空的更高的人生追求、人生理想。小人物、普通人有更好的生活的梦，以免除在“吃、穿、用”上的困窘，是无可厚非的。至于把这个梦建立在“弟弟”身上，而且愿望越来越强烈，依赖的程度越来越大，确有不劳而获的因子，有贪婪的成分，但我们并不感到不可思议。所以我们要准确地把握住和体悟到作者对菲利浦夫妇批判的笔锋之下的温婉和同情的基调。

　　给予他们以应有的同情，他们不是万恶之源，他们也是受害者。他们人性的扭曲、亲情的丧失是在巨大的“金钱”压力之下的“被动”，是人性的异化和扭曲，尽管他们是批驳的对象，但他们确确实实就是普通人，更是作品中庸众心目里的“好人”（与于勒人格对照中可知），只有认识到这些、承认这些，文章悲剧性才更真实，因而才更强烈。所以，当我们承认菲利浦夫妇所作所为的“部分的合理化”之后，不是冲淡了批判性，而是增强了批判力度；不是反主题，而是更准确地探测到作品的主题的深度。主要是更合理地展示作品的悲剧意义，更引人信服地引导学生去感悟作品本身。

　　其次，要以更全面的眼光去认识于勒，发掘其在作品中艺术生命的价值。接受美学认为作品的价值包括接受者阅读鉴赏过程在内，而一般的分析者和教者，一是受作品的文本叙述长度的迷惑，思考和笔力过分地集中在菲利浦夫妇及作品中的“我”的身上，大都有意无意地把于勒作为“陪衬人”来处理，也忽视了题目是“我的叔叔于勒”的明确提示，无视处于暗线位置上的于勒才是作品真正叙述对象，致使我们对于勒的认识一直处于很粗糙、很平面的水准上，充其量是一个发财后而又衰落的浪荡子，为展开菲利浦夫妇这对普通人的“罪行罪性”而存在，忽视了对于勒丰富内蕴地掘拓。经反复的研究我们应该看出：品性有严重缺陷的于勒（开始时因浪费、挥霍、侵占被称为“坏蛋”、“流氓”、“无赖”）却是作品唯一未受金钱这个恶魔扭曲和毒害的人物。因而是承受作者批判力度较小的一位。（作品中的“我”是一般评论者认为是寄予了作者的希望的一个，是“一塌糊涂里的一丝亮光”，其实“我”仅是因为年龄的未长成而良心、人性未泯而已。）

　　他被逐至南美发财之后立即写信要求归还欠菲利浦的财产，不久又写信说等发财后回来共享幸福生活。留心作品前后我们可以揣摩得出，于勒被逐时菲利浦和克拉丽丝对其该是何等态度，会采取何等举措，但发财后的于勒却如此不计前嫌，写出了两封很有“亲情”的信，连被金钱淹没的菲利浦夫妇都深受感动（这种感动很难排除没有后悔、自责，也很难排除没有超越了对钱的欲望之外丝许真诚），而赞许他为“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人”、“有办法的人”。于勒如此以德报怨，从作品构成来看固然有小说家展开情节的需要，但同时也拓展了作品的“两重视野”，在与菲利浦夫妇的对照上我们可以发现，不受金钱扭曲的幸免者恰恰是人格有缺陷、受人诟骂的于勒。作品批判的深广则被极大地拓进了。

　　于勒的前前后后，菲利浦夫妇的前前后后正形成反正、正反的对应式格局。尤其是于勒潦倒后宁愿在船上过艰难凄苦、漂泊无依的水手生活，也不愿回到亲人之间。富则回去同享，贫则默默忍受，既看出于勒对现实的清醒而自觉，又印证了于勒闪光的人性，更对衬了他的哥嫂及正常社会的“正常人”在金钱扭曲下达到了多畸形的程度。这才是鲁迅所谓“看似无事的悲剧”，可谓匠心独运，大有深意存焉，可惜被忽视得已太久。

　　再次，用细化的眼光审视二姐的婚事，认识其在作品中的“支撑”作用。

　　大龄二姐的婚事，在作品中似是闲笔一提，却为后文情节发展至高潮和结局作了推进。同时又前承了菲利浦全家的对于勒的期盼，尤其是扣住了“这封信成了我们家的福音书，有机会就要拿出来念，见人就拿出来给他看”，在文章结构的经营上起到“密针线”的作用，担负着作品情节发生、发展向高潮与结局过渡的衔接。

　　但我们似乎更应该注意到“他是公务员，没有什么钱，但诚实可靠。我总认为这个青年之所以不再迟疑下决心求婚，是因为有一天晚上我们给他看了于勒叔叔的信”这一信息所涵载的内容。它使我们看到了：在横的方向上，价钱对人的毒害已不是局限于“我”的一家一户，而以摧枯拉朽的力量席卷了整个社会，连“诚实可靠”公务员也网罗其中，使得这个悲剧突破家庭悲剧的个案性质，而成为有广泛的基础的社会恶疾，拓宽了批判的社会广度；从纵的方面上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恶魔以其邪恶的力量不只是战胜原始的温情脉脉的血缘亲情，同时也玷污了人类标榜为永恒价值的圣洁的“爱情”，金钱恶的力量无孔不入地侵蚀着、毒害着人们，使得人们之间撕下一切面纱，变为赤裸裸的金钱的关系，延伸了批判的历史深度。

　　二姐婚事的一小段“闲笔”，无论是在结构的支撑，还是在主题的拓展上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